暑期的实习已经结束一段时间，返校已有两个月，然而每当看到在学校里面饭堂的阿姨，抑或是修剪花草树木的园丁，总会让我想起实习时与工友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或许他们只是平凡的个人，但是，他没有不平凡的故事。在我的实习中，有幸能遇上他们，并和他们一同并肩作战。
偶遇劳工议题
在台湾之时，曾在一位老师的口中了解过在台湾劳工运动的过程。然而，当时我亦没有时间，不能与其参与在台北地的游行。因而劳工这一议题在那一刻从我的身旁掠过。然而，我发现自己与劳工议题之缘分并不止于此。在大三下学期，我同样身处台湾，突如其来收到某位老师的邮件，其内容是关于一个由香港理工等高校举办的劳工研究与实践的讲习班的通知。在我好奇心驱使之下，终于填写了自己的简历并发送至主办方。
不久，主办方便要求我们阅读相关的文献，并撰写自己对劳工认识的文章。如此学术的文章，对于我这样一个理论水平一般的学生可谓无从下手。然而，当时在台湾的某一门课上学习了一点后现代的理论，于是结合至劳工议题，撰文记之。回到大陆后，主办方以语音之方式对我面试。于良久的等待后，终于有了惊人之回复，我竟然入选了讲习班。
培训
虽然入选了讲习班，但主办方良久没有通知举办具体的时间地点。在培训的前一周，终于收到了主办方的消息。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仅提供我集合之地点，仍没有谈具体之事宜。
为了提早适应环境，我和另外一位入选的同学提早一天到达了讲习班举办的那座城市——NB。到达火车站后，我们致电负责人，其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乘坐某一路公交车至总站，但仍未道出具体地址。一个多小时候，公交车终于到达总站，再次拨通电话，主办方下一步“指令”则是让我们乘坐8元的人力车到C中学。C中学乃古镇里的一所学校，依山傍水，果然山清水秀。在此地终于遇到了对接的老师，他并领我们至宿舍休息。
接下来则是一连五天的理论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从马克思的理论到中国的历史，再引申到当今中国劳工的状况，进而提及劳工NGO的实务。理论的内容在众多文献都能获得，让我感到有趣的则是培训的流程。
培训的流程可谓高强度的灌输。上午和下午各探讨两个议题。期间先由主办方往届的成员在台上报告，然后再由著名的学者点评。在点评的环节中，我最佩服的乃潘毅老师的解说。潘毅老师在讲述新自由主义之兴起到今天之不适用的过程中，完全以清晰明了的话语吸引众学员。然而，当其将抽象的工人组织具体化到四个步骤时，更让众人大喝精彩。
点评结束便分组又导师带领讨论。然而，由于理论深奥难懂，加上高强度的灌输方式，讨论越到后期，大家在小组中便越沉默。此外，在讨论中亦会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各执一词，致使最后找不到每次一讨论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在讨论之时不应该泛泛而谈，更应该先确定一个目的，使之各有所益。
夜间活动与昼相比，略为轻松，但亦耗费经历。晚饭毕，众人休息片刻则聚集一起，或是老师讲座，或是看视频。紧接着乃随机抽出10名学员进行即兴演讲。记得当时我亦“有幸”被选中，且我才疏学浅，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依稀记得在台湾学过的后现代理论，于是便乱扯一通，以解构的方式来论述“农民工之不存在，存在的是对农民工的想象”。此举虽能蒙混过关，但回想起来自己内心却默默地感到可笑。
正式的活动结束后，大概已经9点多10点，此时却是非正式活动的开始。非正式活动主要是在户外分组与学者讨论关于劳工的各种议题。我去了两晚，或许是因为我个人水平底下，感觉此类讨论激发不出我的兴趣，加上连日疲惫，之后的日子我便没有参与了。
总的来说，理论培训的高强度的灌输，无疑使我无论是对马克思的理论，抑或是中国当前的现状有了浅层的了解，也算是为日后在劳工NGO实习打下了基础。讲习班只是我在劳工议题上的一个始发点，下一站在NGO遇到的则是另一番精彩的天地。
工人活动中心
五天的理论培训结束，众学员皆到不同地点参与不同的实践。实践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社会调查，工厂体验以及至劳工NGO实习。我选择了到NGO实习，新一段的旅程随着火车的前进而开始。
坐着火车的硬座，历经了二十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我实习的那座城市——深圳。到达后与同来的同伴分手，我便独自一人转乘地铁到我所属的机构。该机构是一家工人活动中心，而由于伦理问题，我不便把其全称透漏，下面则简称中心。
中心的工作人员除了每周来一次的香港督导以外，其余四位工作人员和一位实习生都是工人出身。他们有的是受了工伤从而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助工伤群体获取利益；有的是因为劳资问题从而引发出他对工人阶级的思考；有的是在工厂工作十年后欲改变现状老江湖。总之，他们的背景并不华丽，反之乃是朴实的工人。我实习的经历则在他们引导下与一众工友互动下而形成的故事。
工伤探访——一位难忘的小姑娘
工伤探访是中心的常规项目之一。工作人员会组织工友到指定医院对工伤工友进行探访，其目的乃希望助其获取应有的赔偿。探访的工友都是陌生的，我们探访是总是背上那满满一袋的宣传小册子，悄悄地到病房里问候工友。在与工友交谈中记录他们相关的信息，希望能了解其状况，为其争取权益。其中，在我第一次探访时，遇到一位小姑娘。她的故事使我至今难忘。
当天我和工作人员P来到了一家病房，看到一位约20岁的小姑娘躺在病床上玩手机。当我目光一转，令我惊讶的是她那右边的大腿上的伤口发黄发黑！P显然是经验老道的工作人员，问道：“伤得怎样了？还很疼吗？”小姑娘一嘴嚣张的回应：“废话！没看到吗？”此时P仍然耐心的说道：“没关系，受伤大家都不想的。”女孩还不回应。身处旁边有一位约50岁的大姐，询问后才知道她是和小姑娘同一家店的，由于小姑娘在工作中受伤，店里派她照顾小姑娘。
P向小姑娘解释道我们中心乃为工人维权，并询问小姑娘受伤的过程。然而，此时她仍不愿意回答。P过去也是一个工伤受害者，他把自己的身世道出，并说道我们应该争取自己的权益时，小姑娘的目光才愿意从她那台略显旧款的手机上转移到P身上。终于，她道出了一切的发生经过。
小姑娘20岁，由于姐姐到深圳工作，她亦想从湖南老家跑来大城市见见世面，于是她便和来到了姐姐工作的餐厅与她一同工作。餐厅并没有与她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涉世未深的她对工作的向往，于是便在该餐厅工作。她的月工资为2000，不包吃住，主要负责餐厅各种打杂的工作。不幸的是有一天她在厨房端水的时候被一锅开水烫到大腿了。
面对员工受伤，餐厅敷衍了事，只是把她送到一家卫生院打点滴。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小姑娘的腿出现了水泡。事已至此，餐厅还打算要回小姑娘的工作服和工作牌。最后在小姑娘的坚持下，他们才将她送到正规的医院就医。
P仿佛打开了小姑娘的心扉，她不时地抱怨餐厅如何不负责任。P还教导小姑娘应如何收集证据，如何证明劳动关系，并给予关心。此时，我顿时发现一样有趣的事，作为一个社工的学生，所有的技巧仿佛被P——一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偷走了。P使用的技巧远比我纯熟，此让人哭笑不得。
探访完小姑娘后，我还记得自身良久不能平静。一名花季少女却深陷在城市的打工潮中，甚至在工伤后成为被弃置的废品，这些或许在新闻中看到，但谁有能想到她活生生地呈现在你面前呢？带上一丝忧伤，我们是时候进入到下一个故事了。
访厂——走集体谈判之路？
中心的其中一个业务则是访厂，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在厂里建立工人小组，在遇到问题时能够集众人之力解决。这次我和工作人员M访的厂是一家电子厂，属于危机介入。
此个案是我还没有到中心便已经开始了。事情是这样的，位于工业区一家叫O的厂有两名员工到中心求助。他们从小道消息得出该厂准备从深圳搬迁到东莞，但并没有公开，目的是为了让工人在搬厂时没办法选择。留，则要到东莞；去，则没法获得赔偿，因为他们不懂法律。
于是我和M则来到工厂周边，询问情况。第一次到达工业区时，我们由于不懂路，因此久久未能找到工友询问，白跑一趟。第二次时，事隔已有一周，我们则与前来求助的工友约好见面。在见面时，他们分别带来几名工友来与我们一同会面。这次会面一共四人，Y和X是求助的两位，而小杨和大杨则是他们带来的。
中心与他们的共同目的乃希望组织厂里工人，走集体谈判之路。然而，在此次的交谈中发现，厂里面很多工人都处于漂浮的状态。他们希望如果有人牵头能弄起来，他们就参与；若不，则不了了之。此次会面中心工作人员M期待他们能够在厂内暗中询问工友的意见，便暗中派发关于工厂搬迁赔偿的法律条款，并相约下周再会。
一周后，M再约他们会面，此次只有Y出现。询问后得知他们并没有在厂里太多的行动，状况目前还没有变。但我们在周边调查中得知一个消息，新员工签的劳动合同中，劳动地点字2014年1月在东莞，可见搬厂时间乃年底。然而，Y虽然关注了众多工友的动向，但仿佛没有任何动静，从他口中我们得知一个消息，X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因为他曾与厂内领导有过节。而现在X的想法有点变化，开始想放弃集体谈判之路，改为个人的诉讼。
此外，Y、X以及大小杨都是技术人员，算是中层人员，他们很难想到底层一线生产工友，因此他们找的人都是与他们同级别的人员，致使厂里的行动迟迟未能开始。最有力量的，人数最多的无疑是参与一线生产的工人，能组织他们才能在集体谈判上有所把握。
由于我离开的时候此个案仍未完结，因此有待我进一步关注。但值得我注意的是，工人团结是一个深远的议题，由于工人里有不同层级的，不同文化的个体，将其联合在一起，确实需要深究其中的方法。
最低工资标准之争议——与人社局博弈
中心的其中一个项目是政策关注组，其目的是热议时下政策，并对不合理的政策向政府提出质疑。在我实习期间，主要关注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议题。2013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600，与去年相比仅提升了100元，涨幅只有6.7%，与过去上涨幅度相比实在相差太远。因此，中心与工友则要求人社局给合理的回复。
由于在我实习之前中心与工友一同到人社局上访，仍然没有答复。人社局只是提到找时间在谈。此次中心工作人员J再次联系上人社局，准备和工友一起向人社局讨个回复。在事前的会议J已分配到每个工友不同的工作，工友S负责提问，L负责暗中录音录像，Z负责补充；而我和J负责的则是从旁协助。我们本次要人社局回答的是本年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数据为何，是如何制定的。当然，在事先我们亦找过相关的计算公式和信息公开的相关流程，以防止对手“耍太极”。
当天，我们五人一同至人社局。接待我们的分别是一名副处长和一名科长。副处长一开始则使出她老道的本领，跟各位拉拉关系，问问我们个来自哪里。我们都说自己同一个工厂，就本次最低工资标准的是团结一起。当我们问道制定过程为何时，副处长却不愿意提供数据，仅给我们计算的公式——之前我们已经找到的。她还说道在制定政策过程国家没有规定需要公开。我们一直提到物价贵，生活难，工资涨幅小。她却表明物价涨幅不合理是发改委的问题，而最低工资涨幅是合理的，且说明若需要数据，可以从统计局的网站上找。
她这一招“四两拨千斤”轻松地就把责任推给了发改委和统计局。此后谈到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一议题，但谈来谈去都没有给到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对于工友来说，面对官场的“领导”显然是有所顾忌，甚至有工友哑口无言，大部分情况都又J补充提出问题。面对此状况，我们只能思考下一步应该如何让工友正视政府官员，同时加强工友应该如何分工合作。
与人社局的博弈尚未结束，当三名工友和我们回到中心后，我们另择时机与一众政策关注组的工友讨论状况。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乃是申请信息公开。虽说是大家讨论，但更多是由工作人员J和我负责申请的文书起草和办理寄送快递等流程。在此时，我发现工友有时候会缺乏主导性，日后更多的工作应该尽可能地分配的他们的头上，让他们自我实现自己的行动。
公开的结果约一周后反馈到各个工友。工友们收到的结果都是同一封政府的书面回执，只是抬头的名字改了。其中内容与人社局的副处长所回应的相差无几。且其中提到，根据国家某条例（具体条例名称忘记了），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面对此一回应，中心工作人员建议下一步应该提出行政诉讼。可见此时仍未结束，后期的工作我亦会继续关注。
然而，在此事中，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激发工友的主动性，应该讲他们自身成为行动的主体。劳工NGO的角色是一个等待者，应该等待他们来靠近，从而给予他们建议。
终结？开始？
上述则是我如何认识劳工的一个过程。在短短两个月的暑假里，我发现自己融入了更多新的思想。从过去盲目崇拜福柯和后现代的理论，到现在开始打破自己固有的框架，接触到马克思的理论。同时，也在此过程中接触到真实的工人，且于该领域中略尽绵力，算是为这次讲习班的实践画上完美的句号。然而，这并不等于是终结，此更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了解到中国劳工现状，我更希望能探索出新的行动方法而继续为此前进！
鸣谢
在手记的最后，我特别感谢由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华南农村研究和实践基地、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为我提供了这一学习的机会；同时，亦感谢香港劳动力和深圳龙岗打工者中心对本人实习的指导！